从宏观的历史角度观察，“九一三”事件的爆发，向我国历史发展道路提出了一个关乎未来走向的关键问题。在此之际，原本迅猛推进、势头正盛的“文革”突然遭遇瓶颈，仿佛置身于一个十字路口。所有人都不得不面临一个抉择，就像每位司机在道路选择面前必须做出的决策：是转向，抑或坚持前行？在如此关键的时刻，周恩来与毛泽东的立场大相径庭：周恩来倾向于转向，而毛泽东则坚决主张“继续前行”。

本文摘自《钟山》

赵长天，那位当时仍身处军旅生涯的作家，肩负着雷达班长的重任，驻守在海拔逾四千米的高地。

数年来，“时刻准备战斗”的号角声此起彼伏，以至于连寻常百姓也普遍认为战火可能随时点燃。就在这一天，他们突然接到了“一级战备”的紧急通知。赵长天的第一反应是“总攻的枪声似乎已经响起”，“战争似乎已然爆发”，尽管他尚不清楚这场战争的矛头指向何方。

自接获命令的那一刻起，雷达天线便几乎持续全天候地旋转不息，我们凝视着荧光屏，唯恐任何片刻的懈怠都可能让我们错失敌方飞机的微光。然而，空域中却静悄悄的，仿佛那被监视的领空成了一块未被雕琢的璞玉。无论是苏联的修正主义，美国的帝国主义，抑或是“蒋介石匪帮”——所有被假定为可能入侵的敌手，均未出现在视野之中。更令人困惑的是，平日里频繁出现的民航班机也突然从屏幕上消失，宛如人间蒸发的幽灵，完全不见了踪迹。那年秋醒

赵长天对此一无所知，殊不知这一命令的源头正是周恩来总理。1971年9月13日凌晨，周恩来总理向全国发布禁空令：“即刻封闭所有机场，暂停所有飞机的起降，并全面启动雷达系统，对天空进行严密的监控。””（《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一著，简称为《年谱》）

无疑，那是一场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若您有幸亲历了那个年代，定能深刻体会到其震撼之强烈，以至于任何言辞都显得苍白无力。

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在当夜零时三十二分，带领全家，强行登机，逃离至山海关机场；仅仅一个多小时后，飞机在蒙古国温都尔汗不幸坠毁，并引发爆炸，导致机上人员全部遇难。这一事件，后世称之为“九一三事件”。

岁月如梭，转眼间已过去近四十年。对于年轻的一辈来说，或许难以深刻领会“九一三”事件所蕴含的深远意义。

林彪当时地位，一人之下而已 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正式宣布，他被誉为“毛泽东主席的亲密战友”。公报中更进一步，特别强调了“以毛主席为统帅，林副主席为副手”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架构。翌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批准了新修订的党章。党章的总纲中明确载明，林彪同志系毛泽东同志的坚定战友，并依照法定程序被确立为接班人。这一举措在党的历史上尚属破天荒的首次。

在早期便明确公布继承人之名，这一举措使林彪在二十世纪的历史舞台上占据了一席独特的长久地位。换言之，他成为了我国的“储君”。

“亲密战友”与“接班人”，这两个词眼分别昭示了林彪在毛泽东心中的特殊分量。一方面，林彪在推翻“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中，给予了坚定而有力的支援；另一方面，经过这场考验，毛泽东对林彪的信赖与赞许表露无遗，他坚信林彪是自己事业的忠实拥护者，完全能够接续并发扬其遗志。

这两项评价分别触及了不同的评价层面。“亲密战友”这一称号，揭示了双方利益关系的亲密度，“接班人”这一表述则更倾向于理性的考量，它不仅包含了对于思想观念、能力素质的认可，还涵盖了忠诚度的评价。不可否认，政治事务常常与实际利益交织在一起，但即便出于功利性的考量，进行一番比较与筛选依然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尽管林彪可能并非毛泽东心中最理想的继任者，但综合考虑其与毛泽东的紧密追随、强大的实力基础以及丰富的资历经验，实际上并无其他更合适之选。

“九一三”事件对毛泽东而言，成为了其生命中最为沉痛与煎熬的打击。尽管官方宣传将其颂扬为一场辉煌的胜利，但这一真相终究无法被回避或遮掩。

毛健康改善显著。

自“九一三”事件爆发，毛泽东的形象发生了极大的转变，昔日那“神采奕奕、精神焕发、气宇轩昂”的形象，骤然间变成了“龙钟老态”。这一变化，随着当时的纪录片与新闻照片的广泛传播，被广大民众亲眼目睹，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需要一段时间方能从此次重创中恢复体魄。幸运的是，周恩来始终陪伴在他的身边。

自9月12日深夜，异动初露端倪，局势已悄然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自危机爆发直至局势平息，周恩来总理亲自主导全局。无论是应对突发事件的现场指挥，还是对涉案人员的搜寻、监控与羁押，亦或是相关资料的整理、文件的起草与审阅，以及权衡信息发布的策略和把握舆论导向的分寸，每一步均由他亲自操持，全凭其一人之力支撑全局。仅举一例细节。9月13日，在事件发生的当天，周恩来总理亲自拿起电话，对全国十一个大军区及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同志逐一进行了通报。他详细阐述了林彪外逃的详细情况，并着重强调，各地必须严格遵循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决策和部署。”(《年谱》)打了四十通电话。

然而，在这片汗水与努力交织的土地上，我们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关键信号：一夜之间，周恩来仿佛成为国家的定海神针，一身而系天下安。确实，林彪事件迅速提升了周恩来的分量，令他望重国中，也把他推到一个历史高点。

林彪败走麦城，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者，首当其冲者非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莫属，其中尤以怀揣“大志”的张春桥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们无疑是林彪集团当之无愧的强劲对手。

张春桥

众人虽未达到欣喜若狂的极致，却也并非仅仅停留在愉悦的层面。以毛泽东为例，便能窥见其中一斑。(如前所述)，还比如周恩来。

纪登奎在协助周恩来处理繁杂事务的过程中，心头浮现出一段令人震撼的画面：总理孤身一人在他那临时的工作室内，面容深沉，忧心忡忡。我和总理都未能确切洞察他心中郁积的愁绪，于是我们轻步上前，试图以温柔的话语宽慰他的心情。起初，总理只是默默聆听，并未有任何言语的回应。直至我提到“林彪已自取灭亡，现在应是安心的时候，往后我们应当全心投入到国家经济建设的大业中去”这番话，总理的情绪明显被触动，他先是悄然落泪，继而渐渐泪如泉涌，最后更是号啕大哭，期间屡次哽咽到无法成声。目睹总理如此哀伤，我们俩一时竟无话可说，只能默默站在一旁，陪伴在他的身边。总理的情绪终于渐渐趋于平缓，在长时间的沉默之后，他缓缓开口，语气中透露着沉重：“你们恐怕难以体会，事实并非你们所想的那样简单，这一切远未画上句号……”自那之后，他再也没有开口说一句话。（本文内容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对纪登奎的访谈记录整理而成，资料引用自李丹慧和史云所著的《难以持续的“继续革命”》一书。）

语言不仅仅是口头的交流。回溯至1971年9月的一个特殊时刻，周恩来在一次动人心魄的泪水中，倾泻出满腹的思绪。这番情感的流露，是对内心深处的自我剖析。他长久以来的沉默背后，积累了无数的思绪，随着“九一三”事件的爆发而瞬间爆发，以至于在非至亲好友面前，情感如同决堤的洪水般奔涌而出。纪登奎感受到周恩来似乎被某种“心结”所触动。那么，这“心结”究竟是什么呢？

1972年1月1日，这一天，《两报一刊》如期发布了元旦社论。今年的社论标题定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标题看似经过精心推敲，若仅从字面意思来理解，或许有人会误以为我国过去一年“形势”一片大好；然而，实际上，我们却遭遇了诸如“九一三”事件那样的严重危机。

社论起笔，并未深入探讨国内事务，反倒是洋洋洒洒地论述起国际局势，大谈美苏两国的困境与衰败。直至文末，方才转向国内问题，着重揭露了所谓的“刘少奇一类骗子”。这实际上是对之前提及林彪及其集团的一种隐晦指代。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会明白，这一看似无关的代称实则别有深意，是一种未雨绸缪的策略。

这些陈腐的套话，已尘封六载之长。我国仿佛陷入了一场无尽的愚人节盛宴，在这狂欢之中，众人似乎得以肆无忌惮地撒谎，无需畏惧任何惩罚。

1972年，局面改变。

周恩来开辟新话语的路径，起初并非寄望于言辞的力量，而是倾力于实际行动。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若欲规避不必要的纷扰，最佳的策略往往是少言多行。在言辞上，人们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谨慎，而行动之中则蕴含着某种难以言说的微妙，每前进一步，都是对经验的积累与深化。

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不久，周恩来总理以其沉着冷静的态度，迅速部署了一系列战略举措。其中，港口建设成为了他关注的重中之重。他特别指派谷牧与粟裕联手，共同组建了一个专项小组，深入一线进行细致的实地考察，并据此制定了周密的规划方案。他明确要求，必须在三年之内，显著提升港口的整体面貌。

事有巧合，1972年，中美关系迎来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解冻。在这一关键的历史节点，毛泽东与周恩来均展现出各自的独特策略和诉求。毛泽东对此事持有独到的见解，他站在地缘政治的制高点上审视、操控并巧妙地利用这一历史机遇。

他对这场棋局的兴趣和策略，无不体现出其深受《战国策》、《三国志》等中国古典历史著作熏陶的思维模式。在他看来，大国间的利益博弈与相互制衡，不仅是事件的核心所在，更蕴含着无法错过的巨大利益。他以一名战术大师、博弈高手的姿态，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较量之中。

周认识另层面。

当毛泽东主席有意开启中美对话的大门时，周恩来总理迅速作出积极响应，倾注全力，对其进行了热心的支持和有力的推动。他们一位是决策的核心，另一位是行动的先驱，堪称绝配的搭档。

表面上看，二人似乎步调一致，实则内心所想大相径庭。毛泽东的出发点在于地缘政治，而周恩来则更专注于经济建设。毛泽东的战略意图是通过调整与美国的交往来遏制苏联的影响力，而周恩来则期望通过加强中美关系来加速中国的现代化步伐。尽管他们在某些共识上保持一致，但在期待与视角上却存在显著的分歧。

与晚清政坛那些清醒的智者相比，周恩来所遭遇的境遇显得尤为孤立，至少在邓小平重返政治舞台之前，这一状况未曾改变。

他最深的困扰或许源于对知行不一的无奈。他深谙世界发展的脉络，拥有敏锐的洞察力和清晰的思维逻辑。若非种种限制，他本可以将自己的见解和思考转化为行动，推动改革开放的进程提前六年启动。然而，现实却是，周恩来所处的环境极为局促，难以充分施展他的才华，每一步前行都如逆水行舟，充满了重重挑战。

周恩来无奈应战。

从历史的角度审视，“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向中国历史提出了一个关键的抉择问题。在此关键时刻，原本迅猛发展的“文革”进程突然遭遇了停滞，形成了一个十字路口。所有人不得不面对的是选择方向——正如驾驶员在道路选择时必须做出的决定：是转弯还是继续直行？在这一问题上，周恩来和毛泽东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周恩来倾向于转弯，而毛泽东则坚持“继续直行”。

他们为何会选择如此迥异的道路？仅仅用性格或个人偏好来解释，显然不能全面覆盖，否则历史分析就会显得过于浅显。这背后必定存在着根本的分歧，必定隐藏着深度的思想驱动力，这无疑揭示了根本信念之间的鲜明对立。

所有错综复杂的议题，本质上无不与一个关键术语——国家——紧密相连。

“九一三”可得谓之弦断琴崩的一刻。林彪事件的心理学意蕴，较之政治方面远为丰富。后者大抵三言两语即能讲清，而心理上的投影却斑驳陆离、因人而异。也许， “九一三”事件所激起的广泛共鸣与强烈反响，无疑是“文革”时期最为复杂且最具深意的重大事件。它在各个层面的触动，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轨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若未尝世事的青年人或许能从中感受到幻灭的滋味，或是在梦醒时分有所领悟，然而，历经磨难、饱经风霜的周恩来所经历的，自然大相径庭。在他看来，“九一三”事件远远不能称作“梦醒时分”，反而更像是对“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的深切感叹，亦或是“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孤独与落寞。故尔，当纪登奎提到林彪事件之后“可以好好抓一下国家的经济建设”，寥然一语，却似乎直杵周恩来内心深处最痛的一点，致他泣不成声，而答以“你们不明白，事情不那么简单，还没有完……” 何谓“事情重大非常”？在周氏眼中，能否“有力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关键并不在于林彪的起落，实则“另有原因”。省略号后的“待续……”透露出更深层次的意味，既可指担忧，又可当作自我反省，更有可能彰显出一种“无论面临千难万险，我都要坚守正道”的坚定意志和决心。

周恩来在生命的末期，得以摆脱情绪的束缚，展现其坚如磐石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斗志，其根本动因，非“国家”二字莫属。更确切地说，是他内心深处那份对“中国”的深情厚谊。自19世纪末中国陷入逆境以来，众多志士仁人，尽管他们的立场与见解各异，但共同的目标却是拯救与强化祖国，将国家的贫穷与衰颓驱逐出境。他们的根本宗旨与追求，最终都聚焦于祖国的繁荣与富强。他们深知，革命并非空谈，不能仅仅停留于华丽的辞藻，更不能背离初衷，渐行渐远，沦为空想乌托邦，甚至滑向混乱无序的泥潭……当周恩来意识到，革命胜利二十年后，中国的情况竟不如战后的日本，而海峡彼岸的经济却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时，他的情感便回到了革命的起点——那就是对国家和人民的深切忧虑，那份浓厚的爱国情怀。

对他来说，“国家”二字承载着深刻的含义，它是八亿同胞共同生活的温馨家园，更是那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承载着华夏五千年辉煌历史的厚重底蕴。至于马克思所提出的“无产阶级所需的国家，是一个能够迅速消亡且不可避免地走向消亡的组织”这一宏伟理想，目前仍处于我们视野的边缘，尚未能触及。

国家与革命，这个长期萦绕在共和国周围的意识形态上的难题，终需解开，其解决势在必行。要么以国家为革命之锋芒，不断深化阶级斗争；要么将稳定、繁荣、幸福的中国置于核心地位，调整战略方向，将经济建设置于工作核心。在“九一三”事件这一历史关头，我国面临着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毛泽东与周恩来分别作出了他们个人的决断。

应该说，周恩来非但不是那位开启历史之门意志之锁的先行者，更是一位深谙策略的明智选择者。那是在1972年的岁月。在这一年，周恩来意识清晰地着手拗救“文革”路线，打开新去向，引入与毛泽东判若云泥的治国理念。不管随后几年，反方如何施展浑身解数批周、批邓，力阻新的去向，“文革”都已不能避免破产的结局。

自“文革”落下帷幕至今，显而易见，那段贯穿我国前三十年的“革命”浪潮，其对于国家的推动作用，在随后的三十年里逐渐减弱，曾经的辉煌不再，最终彻底成为了过往的历史。“始终将经济建设置于核心地位”，“全力以赴追求发展进步”，这些耳熟能详、看似平凡无奇的政治标语，实则深刻揭示了当代思想的重大转变，其背后，是历史潮流的剧烈涌动。